对“职业闭店人”须明确身份依法打击

行政行为模式又称为行政行为的形态、模型、型式或类型。

因为行政承诺的本质是一种对外的意思表示。（一）权限 越权无效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要求，越权的情况有：地域越权、事务越权、级别越权以及无权限。

因此，面对承诺之海，行政承诺型式化的前景不可不谓道远而任重。由上分析，笔者支持通说，即行政承诺是应该与行政征收、行政确认、行政许可相并列的行政处理的一种。这也致使行政承诺无法与其他同类行为区隔，缺乏形式的明确性和标准之下的安定性。杜仪方：《行政承诺不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在承诺的内容实现时，就是它的内部效力开始发生的时候。

所以，在具体的制度建构时，得视各种情况采用不同的启动方式。[21][徳]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6页。[33]［苏联］斯大林: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载《斯大林文选》第90 页。

[44]直至20 世纪80 年代，仍可以看到以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作为分析宪法本质的核心表述，例如，《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在引用了列宁的宪法本质表述后，将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以此具体分析宪法的本质问题，其中写到： 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的变化导致民主制度的变化，大体上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引起统治地位的改变……另一种是两者的力量对比虽有变化，但并不引起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相互转化。（三） 轻视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苏联时期，当作为法学学科组成部分的宪法学失去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依附于或者说融入国家学科时，宪法基础理论就变得无足轻重，关于宪法的概念、宪法的本质、宪法的功能和作用、宪法规范、公民权利等基本问题的认识都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因而，对宪法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这个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72] （二） 以国家学说为核心的宪法学体系建构 苏联宪法学也称为国家法学，其主体部分就是国家学说，一般将宪法学约 1/3 的篇幅阐述国家与法的起源、国家的类型和特点、国家与法的关系等内容。

[28] 20世纪 80 年代对宪法概念的解释以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教材最具代表性，即：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29]此外，其他一些不同版本的宪法教科书或者著作也大体沿用了对宪法概念的这种界定方式，如王向明先生认为，所谓宪法，乃是反映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的、规定一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国家根本法。

[58] 我国从 1931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直至现行的 1982 年宪法，其中涉及权利主体的术语表述也基本遵循了苏俄和苏联国家的运行轨迹。这些书籍和论文涉及宪法总论、中外宪法文献、中外宪法史、中外选举制度、国家机构、民族区域自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高等学校对理论课师资急切需要，所以聘请苏联专家给政治理论和政法财经专业的研究生系统讲课和辅导。[48] ［苏联］Н. Т. 亚历山大洛夫: 《苏维埃社会中的法制和法律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57 页。

在苏联宪法学界，一直习惯于将宪法称为国家法，除特指作为法典意义上的宪法外，一般将宪法与国家法两个概念互换使用。[11]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制度》，方蔼如等译，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 ［苏联］科托夫: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载《教学与研究》1953年第 3 期。①[1]此后，1929 年出版了郑斌的《民主主义的新宪法》（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出版了胡庆育的《苏联政府与政治》（世界书局） ，1937 年出版了张仲实编译的《苏联新宪法研究》（生活书店） 、吴蔼长的《苏联宪法研究》（大公报馆） ，1940 年出版了邵力子的《中美英苏宪政运动的教训》（中周出版社）。[49] ［苏联］П. С. 罗马什金等: 《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译，法律出版社1963 年版，第354 页。

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后，法学院系开始设置中国宪法学课程，其中讲授的内容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国家学说。它把已达到和已争得的东西记载下来，并在立法上把它巩固起来。

[50] В． И． Хрисанфов．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1999． С. 149． [51] ［苏联］马里茨基: 《苏维埃宪法》，哈尔科夫，1924 年版，第27—28 页，转引自杨心宇、李凯: 《略论苏联法对我国法学的影响》，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4 期。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建立法律系，并于 1950 年开始招生。

当时推介苏俄宪法和苏联宪法旨在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先声。[25]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57 年版。[7]杰尼索夫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结构》、《苏联的社会结构》、《苏维埃宪法及其发展史》。在1936 年苏联宪法颁布实施后，苏联宪法学界开始加强对公民权利与义务问题的研究，提出必须重视苏联公民、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具体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必须保证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权利和法律关系与该规范完全适合。范式一词本是舶来语，源自英文paradi-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历史主义者托马斯#8226;库恩最早提出的，他认为： ‘范式一词无论实际还是逻辑上，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法学家阿#8226;马里茨基就曾提出法治国家的概念： 国家政权的一切机关对法律命令的服从，即对法的服从，具有‘法律制度的名义，而推行法律制度的国家也就被称为‘法治国家。

[16]参见董璠舆: 《中国宪法学四十年》，载《政法论坛》1989 年第5 期。在高等院校中开设苏维埃宪法课程始于中国人民大学。

2． 我国宪法学的体系 我国宪法学的体系结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基本沿用苏联宪法学的体系构成，董璠舆先生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说： 从 1950 年起，我国大学中开设的《中国国家法》、《苏维埃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及《资产阶级国家法》不仅以苏联的教材为范本，甚至有的学校或机关是由苏联专家直接授业的。当时的教材、教学计划、讲课、课堂讨论等都是苏联模式，叫作‘全盘西化时期。

但它不是法的普通部门，而是国家的根本法，在法的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是法的主导部门。[16]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与 20 世纪苏联相接轨，这与国家在成立该校时确立的教育方针密切相关，即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31]这其中仍然可以看到源于苏联宪法学的构成宪法概念的根本法、阶级意志、阶级力量对比等基本要素的影子基于此认定，巡回法院判决将该案争议的国标发回环保署，要求其提出一种能够满足宪法要求的解释。即使其已经说出的内容是有道理的，这一宣称的内容也极不完整。对此的反思，一方面表明，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也许从根本上说属于那种无法彻底解决、只能靠兼顾冲突目标综合各类方法力求对付过去的问题。

[14]这违背了禁止授权原理的可理解性要求，从而属于违宪的授权。  Delegation and Discretion in Risk Regulation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 et al., v. EPA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has been expanding while risk regul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vernmental tasks. Reflections on the ATA case would disclose that two traditional approaches of American judicial review, the intelligible principle of delegation the reasonability of discretionary power, are two of many functionally alternative op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alternative options depends on whether we hav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icated risk regulation practices or not. Keywords: risk regulation; judicial review;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注释: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境风险规制的行政法研究（13BFX032）的阶段性成果。

所以，对ATA案的探讨必须首先进入美国公法规范传统之内。See Thomas O. McGarity, Some Thoughts on ‘Deossifying the Rulemaking Process, 41 Duke L.J. (1992), p.1386. [31] 例如，Heath A. Brooks,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 v. EPA: The D.C. Circuits Missed Opportunity to Unambiguously Discard the Hard Look Doctrine, 27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03), p.259-275. [32] 例如，ATA 3判决，第2部分结语。

[67]但是，全面探查这些特定背景，不仅仅超出了本人的能力，也将模糊本文对前述普遍问题的关注。这实际上是在试图用行政法手段来补救宪法层面的问题。

[52] 就实用权衡而言，司法机关拥有这样做的制度能力吗？决定是否制定规范裁量权的标准或规则，本身就涉及所谓政策考虑：决定者不仅要区分什么状况适合而什么状况不适合颁行一般规则，还要判断什么情形是颁行特定规则的恰当时机。这类新兴规制任务大多以裁量行政的方式实现。[60]环保署从科学工作人员那里获得的信息是：浓度水平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之间的关联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但是，在零风险不可能的情况下，科学不能告诉风险规制者社会可以接受什么样的风险水平，科学也不能告诉风险规制者特定风险作为负担应当如何在社会上公平地分配。

进入专题： 风险规制 司法审查 行政裁量 风险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用自己对制定法条款的解释来取代行政机关对其执行的法律所作出的合理解释。

这反映出对行政国和规制国兴起这一当代现实的意识和接受，对立法机关无力为大量行政规制任务提供详细指令而不得不广泛授权这一当代现实的意识和接受。前者是不能做的，对后者则不存在有力的反对。

第二类是次级标准，应当为保护公共福利（公众健康以外的）所必需。[58]更重要的是，在像ATA案这样的科学前沿领域，规制往往遭遇科学上的争论和知识上的不确定，使得风险规制成为一种典型的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的实践。